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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与军队党建理论成熟与发展2020/1/30关于

时间:2020-01-30 19:03:45  来源:本站  作者:

  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与军队党建理论成熟与发展2020/1/30关于我们1944年4月11日,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受党中央、的委托,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做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个被誉为“建军里程碑”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如果说古田会议决议开创了军队政治工作体系,奠定了军队党的建设的基础,那么,《报告》则是全面总结了古田会议决议之后15年来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对军队政治工作带共性的、规律性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概括,科学地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标志着军队政治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进入一个成熟阶段。《报告》在军队党的建设这个“坐标系”中有着尤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回顾《报告》的形成过程,重温《报告》创造性地提出的军队党的建设理论原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党的建设创新发展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军队党的建设遇到新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党内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还没有彻底清除,因而军队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仍还明显地存在着,并发生着消极影响。加之在抗战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取消了的党委制未能恢复,而且曾一度取消了政治部和政治委员制度,军队党的建设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另一方面,由于环境和任务的改变,陕甘宁边区部队中也一度在军党、军政、军民关系方面存在着同党闹独立性、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以及忽视政治工作的地位、管理简单粗暴、搞特殊化等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偏向。1942年冬季中共西北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会议,除着力解决地方党政工作方面的问题外,对部队中的问题也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从1942年冬季开始到1944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边区部队在整风运动中普遍开展了整军,认真检查了军政、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上存在的问题。经过一年的整顿,边区部队纠正了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偏向,确立了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一元化”领导系统,使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为了系统总结部队政治工作特别是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指导部队建设,需要起草一个关于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件。早在1936年12月,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就曾计划专写一章有关政治工作的问题,后因发生“西安事变”,忙于处理“西安事变”的一些重大问题而未果。在延安整风进入总结提高阶段后,召集联防军主要领导贺龙、、肖劲光、谭政专题研究政治工作问题,并提议由谭政来起草这个历史性文件。的提议得到中央的同意。谭政何以担当此重任?他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亲身经历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此后一直跟随学做政治工作,经历了我军政治工作从初创、发展到成熟的全部过程。1929年11月,他受委托,到部队调查研究,把干部战士反映、揭露出的问题逐条归纳整理,并写出书面意见,为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并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作记录。古田会议决议这一指导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凝聚了谭政的心血和汗水。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头,他向中央提交了洋洋万言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被转发全军,对新形势下实现我军政治工作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42年12月,在西北高干会议上,谭政针对留守兵团存在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山头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和由此而造成的边区中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不良倾向,作了关于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专题报告。这份有理有据,铿锵有力的报告,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好评,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943年春,他在参与领导留守兵团整风运动中,为解决军政、军民关系存在的问题,亲自组织起草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他以“我军政治工作从无到有,前无古人,没有经验,本身就是创新”自励自勉,先后总结撰写了大量研究报告、文章和专著,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留下近百万字的政治工作论著,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宝贵财富。他丰富的政治工作实践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堪称我军政治工作的大师。

  谭政受领起草报告的任务后,总政治部专门作出了全面检查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边区部队和敌后各个根据地的部队,遵照总政指示和决定,先后对部队的情况和整风以来取得的进步和经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整理出一批很重要的材料,仅陕甘宁联防军考察组就汇编了4集13本材料。在此期间,谭政遵照党中央和等领导人的指示,在深入调查和研究上述材料的基础上,写成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初稿,并送审阅。作了修改,并指示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查修改,同时送给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根据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征求他们的意见。1944年春。西北局再次召开高干会时,又组织出席会议的各级干部266人,对报告稿进行多次讨论,充实和丰富了报告的内容。期间,又作了几次重要修改,加写了许多精辟论述。最后,经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由谭政于1944年4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报告。

  《报告》全文共约2.4万余字,主要从三个方面、在七个问题上,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是非得失。《报告》对我军政治工作创新性的论述,是对军队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

  军队政治工作是军队党的建设全部内容。早在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党和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十分重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1932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就指出:“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这是“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日,王稼祥在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1]618此后“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成为全党全军的共识。《报告》重申了这一命题,并对其深刻含义进行了系统科学地阐发。报告指出,中国创设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龙虎娱乐手机版登录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2]426

  《报告》第一次对“生命线”的含义作了科学阐发,指出政治工作首要任务是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保证部队的政治方向,这是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其次,政治工作要发挥在思想上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引导”、“教育”功能。第三,要“配合”和“服务”军事工作,保证党赋予军队的中心任务的实现。同时指出,要把政治工作放在适当的地位,“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2]429我们党历来把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和制度,都是党的理论、路线、政策在军队的运用和体现。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也就是说党的建设是军队的生命线。“生命线”是赖以生存的主要因素,这就深刻阐明了军队党的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规定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1932年1月19日,总政治部下发的《改善加强红军中支部工作》中提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中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1]7党中央到达延安后,在总结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教训时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3]547他还针对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以及党内军内某些同志不愿意严格地接受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委任为荣耀等错误倾向,多次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明确提出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的问题。谭政在报告中,针对军队出现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新军阀主义倾向,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领导,如果没有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2]426

  如何实现党对军队“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领导?《报告》指出党对军队的领导,首先要体现在组织上,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要建立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根据地党的最高组织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其次,要体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重要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2]419再次,强调军队要严格执行纪律。军队内部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这种争论“只应该是思想倾向与政策方针的原则性的争论,只应该是正确原则克服不正确原则的争论,并且只是因为这种争论,是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巩固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及其他各种关系,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2]432《报告》十分鲜明地揭示了:军队政治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出发点;同时,军队党的建设应着重于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使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适合于党的政治路线要求,进而影响全军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与党趋于一致。

  军队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是统一的,党建工作没有自己独立的任务,整个军队的任务就是军队党建的任务,人民军队的方向,就是党建工作的方向。军队的方向,是指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总方向和总目标,即建立一支由谁领导的、坚持什么性质的、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军队。正如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的:“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报告》针对一些同志片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对立起来,把政治工作的任务与整个军队的任务割裂开来的思想倾向,明确提出:“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为战争、生产与群众工作而斗争等)与当前具体任务(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整训运动,防止奸细,整顿三风,统一领导,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改善军党、军政、军民、官兵、上下级、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依当前需要而作具体布置)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果在这方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同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显得空虚的原因。”[2]429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的重要观点,为军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军队党的建设就是要保证人民军队发展的正确方向,保证军队永远是服务人民的性质和宗旨,保证实现党赋予的任务。党领导的军队政治工作只有在军队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其价值,没有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实践,就不会有政治工作的产生和发展,如果离开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总目标和总方向,离开军队建设这个政治工作赖以生存的载体和发挥作用的对象,军队政治工作就会脱离本体,走入歧途,就会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四)提出了“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的科学论断,明确了军队党的思想建设的一系列原则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把一切工作的进步建立在思想进步基础之上,是军队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根本经验。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延安整风运动是着重从思想建党的一次伟大实践。《报告》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行为,总是在一定思想的支配下有目的地进行的,不同的思想必然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这是为过去“经验所完全证实的”真理。《报告》指出:“要使落后分子改变为积极分子,要使自由主义的空气改变为原则立场的空气,要使不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改变为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如此等等,都是要从人们思想的进步才能进到行动的进步。差不多可以说,思想的进步过程,就是工作的进步过程,就是群众情绪的进步过程。”[2]420

  思想教育重点是干部教育。《报告》特别强调:“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干部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艰巨的,只有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错误,反省错误,改正错误,使之打通思想,改变作风,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导,才能影响士兵群众。

  衡量思想教育好坏的关键是质量和效果。思想教育要达到“提高部队的政治情绪,政治认识与政治质量”,而不是要在时间上占很大比重。“在我们军队的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比重上,应依照部队的具体情况去规定。依照具体的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侧重”。[2]433要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灵活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报告》提出的思想教育的一系列原则,丰富了在古田会议中提出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思想,把党的思想建设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五)倡导发扬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作风,反对“形式主义、平均主义、空喊主义、孤立主义”作风,提出了军队党的建设要“革命性科学性”的思想

  《报告》分析了抗战以来某些部队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平均主义、空喊主义、孤立主义等毛病,指出“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不是人的作风,不是革命军队的作风。它同党的作风、革命军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2]437《报告》对形式主义、平均主义、空喊主义、孤立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形式主义是单纯“办公事”式的作风,热衷于文牍主义,习惯一套老公式、不知道依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脱离实际,与战士们的需要不相符合;平均主义从主观臆想出发,不从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做工作不知道抓住中心,检查工作不知道找典型,解决问题不知道从某一个关节着手;空喊主义只重号召不重组织,以一般号召代替具体指导,许多工作是在号召上打圈子,永远停留在号召的阶段;孤立主义是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不从群众观点出发,不采取群众路线,不考察群众的情绪,不组织群众行动,将政治工作锁在狭隘的圈子里。

  《报告》认为,要实现党的建设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必须采取正确的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2]423。要克服政治工作中形式主义等毛病,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政治工作曾经有过很好的传统,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具体表现。过去工作中,凡是继承了并发扬了这种传统的,那里的工作就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与创造性,反之,就表现死板僵化,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毫无力量。”[2]437当然,政治工作的传统也要与时俱进,既不能忽视、抹杀曾经积累起来的许多真正好的经验、好的传统,又不把某些不好的东西与某些不适合于我们军队当时情况的东西,也都当做所谓的优良传统来发扬,“对于过去的传统作风,缺乏批判的态度”也是教条主义的表现。[2]427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就能提升党的建设革命性和科学化水平。

  (六)强调“一切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应依据环境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提出党的建设制度要不断进行改革创新的思想

  改革创新是军队党的建设的生命力所在。《报告》指出,任何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都是根据情况与任务而产生的,是从属于一定情况与任务的,是应该依据情况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的,党的建设方式方法,也要随着形势和军队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报告》用发展的眼光分析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提出保留实践证明是好的制度,大胆改革那些已被长期经验证明不适合实际需要,或由于情况变化,从前适用现在已经不适合用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指出:“一切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大体都有基本的与临时的两种。带基本性质的,应当使之固定起来,带临时性质的,则不应当固定,而应当依据具体工作的性质去选择,依据环境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在工作中,应当创造新的组织形式和建立新的工作制度,不应当留恋已经陈旧了的东西。”这是我军建设史上首次提出的军队党的建设、政治工作要改革创新的思想观点,并明确指出创新的原则是:“凡属便利于组织和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借以完成一定任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便应当充分利用之;如果某种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不便利于组织与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完成一定任务的,就不应当采用,而代以新的东西。”[2]438

  根据上述原则,《报告》提出16项军队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具体制度的改革措施。如,改革连队中的会议制度与汇报制度,减少会议,凡属工作性质相同的会议合并举行,一切会议必须有内容,能解决问题,一切会议汇报,都应注意节省时间;改变支部与连队政治工作并立的制度,支部除接受总支委领导之外,应该接受连指导员的领导,指导员兼任支书;支部在纯粹党务问题上(如接收党员、开除与处分党员,以及处理党内纠纷等),应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得个人包办;恢复古田决议的党的代表会议制,分区为单位或旅团为单位全年举行一次,代表经选举产生;废止那些千篇一律,毫无内容的报告方式,提倡能够生动地反映工作发展过程,能够指明成绩、矛盾和困难所在及其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办法的报告;少作流水账式的报告,多作叙述事件起讫,叙述过程发展的报告;表格也要废止繁杂而不切实用的,提倡简明而切合实用的;机关工作人员应以少而精为原则,并应改造某些机关工作中所盛行的那种“办公事”式,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不良作风等。这些内容,既继承发扬了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又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发展创新了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和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军队党的建设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推动了军队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

  《报告》是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党思想是指思想中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思想的这个组成部分,正像思想整体一样,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谭政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贯穿了首先从思想上建党,同时进行组织建设的建党路线。这个报告又是在亲自主持下完成,他亲自修改了谭政起草的初稿,并加写了三千字的有关的内容,许多精辟论点都是在修改过程中加写的。如,政治工作的总方针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的科学论断、关于“王道”、“霸道”的阐述等。周恩来也作了重要修改。这个报告是党政军许多领导干部和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报告又产生于思想成熟的历史时期,自然成为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是战争年代指导军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报告》总结了党和军队三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不但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而且回答了具体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它曾被列为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的整风文件和固定教材。党中央曾对它作过很高的评价。1944年4月20日,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专门颁发了《关于学习散发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也值得全军重视。”因此,《通知》规定:“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2]444要求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和全军战士,则应编为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

  根据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全军上下展开了普遍而深入的学习讨论《报告》的活动,各部队在把握内容、领会精神的基础上认真执行,使全军党的建设有了显著进步,政治工作出现了新面貌。特别是在改进机关作风,改造干部思想作风,实行群众路线、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改进部队基层党的工作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和丰富经验,从而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

  《报告》中所阐述的基本原则,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党建仍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虽然这个《报告》曾经历了历史磨难,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先是无端更改报告的篇名和署名,后是打入冷宫,长达10多年之久。毕竟“春色满园关不住”,1978年8月1日,建军节那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重新发表了这个报告。1983年3月,、总政治部决定将《报告》重新印发全军,并恢复了原篇名和谭政的署名,还历史以原貌。这是我军政治工作领域的一次拨乱反正的成果。1987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新时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再次指出:这个《报告》“总结了政治工作的经验,对我军政治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60多年过去了,但这个《报告》没有过时,它所阐述的基本原则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其中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保持军队政治方向的观点;关于以客观态度分析部队建设中存在问题的科学方法;关于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决定一切的观点;关于增强政治工作针对性实效性的观点、关于增强政治工作革命性科学性的观点、关于政治工作要不断创新的观点等,对今天军队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作为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永远是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的指南。

  [1]总政治部办公厅,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2]总政治部办公厅,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册[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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